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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中国报道》记者 徐豪

1984年11月，陶寺遗址居住区的一个编号为H3403的灰坑里，出土了一件已经残碎的陶扁壶。发掘者高天麟、李健民在陶片上发现了红色的印迹，刷去表面浮土，赫然现出一个类似甲骨文中“文”字的符号。随后，二人又在扁壶平直的一面发现了一个像字的符号。

这种灰陶汲水器，在陶寺遗址是非常普通的日常用器，它的口部和腹部均呈一面鼓凸、另一面扁平或微凹的形状，以便于打水时水流入。但这件残破的陶扁壶上，有用朱砂书写的文字，文字有笔锋，似为毛笔类工具所书，这足以改写中国文字历史。

文字的价值不言而喻。《淮南子·本经训》中这样记载文字创造的神话：“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可见，在古人心目中，文字的创造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陶寺朱书扁壶的发现，实证在甲骨文之前约800年，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字系统。

“文字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传承至今的有力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向《中国报道》记者指出，文字是承载思想的载体，文字没有中断代表着思想没有中断，这是中华文明传承最重要的一个证据。

中国考古博物馆陶寺文物展区，观众正在观看朱书扁壶。 摄影  《中国报道》记者 徐豪

残破的扁壶背后

关于陶寺扁壶上的文字，学者们有多种解读。对于“文”字，基本上无异议，后世的甲骨文、金文与之相近，一般认为是表赞美之意。而扁壶背面的“符号”，则有不小的争议，有人说是“尧”，有人认为是“昜”，有人说是“命”，也有人说是“邑”。

先抛开对文字意义的解读，出现两个文字的扁壶本身就传达了巨大信息。

“文字是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可以直接反映社会文明程度、记载历史真实。如果文字形态是单个出现，它就有可能是符号、刻画，而这两个字是在同一个器物上，显然就不是单纯的符号、刻画，两个字就可以成句，表达一定的相对复杂的意义，那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考古队领队高江涛说。

“文字最早的出现，一定是人与神明沟通的结果。”冯时表示，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观和宗教观里，掌握政权的人是受“天命”，天命观构成了中国传统文明的重要观念，这既是一种政治权力，又是一种宗教权力，所以“王”就成了替天行道的人。

冯时指出，文字产生和发展之后，慢慢走向世俗化，演变成为记录思想的工具，具有政教作用。“就像许慎说的‘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经艺之本’，就是承载思想；‘王政之始’，就是王要布命，要教化天下”。

陶寺这件带有文字的扁壶，出现在灰坑里，且沿着破损处用朱砂涂抹一周，似乎是有某种仪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对此作了假设。他推测这件扁壶和巫术有关系，因为陶寺晚期的时候，遇到几次大的洪水，为了镇压洪水，神职人员把水器扁壶打破，然后涂抹朱砂抑或是赤铁矿，并写上祖先的名字，希望用祖先的威名来镇压住水神（当然这种设想涉及对文字的解读）。但结果发现，没有起到实际作用，所以这件“法器”就被扔到垃圾坑里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朱同州认为，这件朱书扁壶很可能为丧葬仪式所用器物，因为制作粗糙，并发现于灰坑中，符合古时丧葬器物简朴和为逝者烧送器物的习俗。同时，扁陶壶朱书文字是以朱砂所写，这与古代随葬器物用朱砂写逝者之名相类。时至今日，仍有殡葬时摔陶罐、瓦盆的习俗。

“文尧”还是“文邑”？

2001年1月，李健民发表《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首次将扁壶朱书资料对外公布。

甲骨文专家罗琨认为，扁壶上的文字应当解读为“昜文”，其中“昜”同“阳”，推测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画界）记述尧的功绩。何努认为，另一个字最接近甲骨文的“尧”字，而“尧”的本意应指“建立在黄土高原上的高大夯土城墙”，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叙述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

但冯时认为，应当将扁壶朱书文字释读为“文邑”。他向《中国报道》记者阐释，从后世的甲骨文、金文的字形上去比较，“邑”字是毫无疑问的；从文证、书证上看，“文邑”这个词，书证就是商代的甲骨文，目前从甲骨文中可以看到有4条非常明确的“文邑”相关的材料，而“文尧”“文昜”这类词在古书上没有出现过。

如果把这两个字考释成“文邑”，那么“文邑”是什么？传递出什么信息？

冯时表示，“文邑”是个地名，甲骨文中有“文邑受禾”卜辞，就是商人关心“文邑”这个地方有没有好收成。从陶寺时期到殷商时期，已经有七八百年时间了，“文邑”这个地名还存在，就传递出了重要信息。

冯时考证，陶寺龙盘上的龙，就是夏代的社神句龙，龙嘴里衔着的就是社树的符号，这说明陶寺与夏有着密切联系。《左传》中记载，西周初年，唐叔虞被封于夏墟，唐叔虞是晋侯的祖先，今天天马—曲村遗址发现了晋侯墓地，说明这一带就是“夏墟”，地理位置上与陶寺遗址所在的区域是一致的。同时，夏有尚黑的习俗，这在陶寺的出土文物中也有体现。而在时间上，公元前2000年前后，也是夏朝建立的时间。

“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认识，就是‘文邑’可能就是夏代早期的王庭，也就是由夏启所建立的王庭。”冯时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从商周金文里可以发现夏代早期的国号是“文”，“夏”是晚商至西周时期加上的字，叫“文夏”；后来这个名字在流传中又被改变，只剩下了“夏”字。因此，“文邑”就是“夏邑”。

那么，“邑”作何解呢？冯时说，邑就是没有城墙的巨大居邑，夏商周三代的王庭是没有城墙的，王族族邑居于“天下中心”的王庭，有诸侯的拱卫，无须再建筑高大的城垣；而王有教化天下的使命，有重文教的传统，有城墙阻挡，不利于教命传播。因此，王庭要呈现为不具城垣的邑的形制，文献里“大邑商”“大邑成周”“洛邑”等都叫“邑”。“三代的王庭都没有城墙，这是我们从文字、文献、考古总结出来的东西。”

陶寺晚期出现了“暴力革命”的现象。冯时认为，这是古本《竹书纪年》里记载的“益干启位，启杀之”事件，夏启暴力推翻了伯益的王权，并通过种种手段“改天命”。因为陶寺是“地中”所在，所以他毁城作邑，在陶寺建立王庭“文邑”。

陶寺还有更多文字吗？

今人对陶寺扁壶朱书文字的解读，多多少少都有推测的成分。但无论如何，陶寺朱书展现在世人面前，给了我们想象和考证那个时代的更多空间和支点。

陶寺扁壶上的朱书是孤例吗？公众鲜知的是，在2002年至2007年，考古工作者对陶寺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进行发掘中，又发现了一片带有朱书的陶扁壶残片，“再次证明上个世纪出土的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朱书文字，绝非孤例，在陶寺遗址已经使用文字的可能性也进一步增大”。

尽管对扁壶朱书文字的解读不尽相同，但专家们一致认为，三代之前的文字是“稀有物品”，不会出现太多。

冯时表示，王庭及神职人员才有资格使用文字，“在上古时期使用文字的人是一个极小的圈子”。何努认为，一方面，文字使用初期，文字发明的数量不会太大；另一方面，文字当时用于国家管理用的记载、文书，不会大量用于生活日常。同时，很多文字记载可能是在木片、竹片上，不容易保存。

高江涛还提到一个客观因素是，陶寺目前发掘的面积还很小，晚期大墓还没有发掘过，中期大墓也只发掘了一个。“我们觉得像朱书扁壶这样的文物肯定还会出土的，只是时间问题。”

(来源：《中国报道》2024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