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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7月8日电 题：何为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者：杨耕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教授

随着科学技术信息化、交往网络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问题凸显，历史在越来越大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各个民族、国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各个民族、国家的命运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相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不仅具有了必然性、必要性，而且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正是在深刻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凝聚着中国人的光荣与梦想

现代文明是在现代化运动中生成的。从发展类型看，现代化可分为内生型现代化与外发型现代化两种类型。从起始上看，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外发型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并非由内部因素促成、内部创新引导的自然发生的过程，而是起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坚船利炮”挑战的回应，而且伴随救亡图存的民族复兴运动起步。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的复兴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鸦片战争以来，迈向现代化，造就中华民族新的文明形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奋斗与思考、光荣与梦想。

外发型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就是如何把握本国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外来文明与本国文明这两种异质文明的关系。中国的现代化一方面要把握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又要把握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特殊规律；一方面要吸收、借鉴外来文明的合理因素，并把外部传导性转化为内部创新性，另一方面又要变革传统文化，并凭借传统文化内涵的精神动力推进现代化。然而，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文明的演变也并非仅仅取决于文明本身，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社会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之所以没有实现现代化，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转变为现代文明，并不是因为所谓的“中华文明的保守性、凝固性”，而是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畸形的社会制度没有得到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制度前提，并使中国现代化由外发型转变为内生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开辟了广阔的社会空间。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所在

从社会形态上看，现代化经历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两种形态。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动的，现代化在历史上与资本主义化、“西化”具有历史重合性。因此，在现代化运动中生成的现代文明又同西方民族的民族性以及资本主义的特性交织在一起。可以说，现代化运动中生成的文明是资本主义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同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交织在一起。而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文明建立在消除阶级对抗、资本与劳动对抗的基础上，同时，又吸收、借鉴资本主义文明中的合理因素，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并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有机结合起来。这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生成的文明新形态的“新”之所在，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所在。

文明是文化的积累、结晶和积极成果，文化是文明的精神支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当也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与现代文明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相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属于外来文化。可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属于中国文化，造就的是新的文化生命体。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的关键，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的关键。同时，也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生成的文明新形态的“新”之所在，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所在。

从历史上看，西方社会先是经历了市场化，然后是工业化，即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则几乎与市场化同步进行。市场经济不仅是资源的现代配置方式，而且是人的现代生存方式。市场经济不仅是现代经济运行机制，而且是同工业文明交织在一起的现代文明形态。

当代中国实践的最重要特征就在于，在向世界的开放中，把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时空中进行，是面向世界、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新的实践活动。“三重变革”“三位一体”，必将实现文明转型，必将使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进而转变为现代文明，必将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生成的文明新形态的“新”之所在，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所在。(完)

作者简介：

杨耕，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获哲学学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先后获哲学学士、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哲学)组长；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15部；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7项；先后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国家精品课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等国家级奖8项；先后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人物奖、韬奋出版奖、北京市优秀教师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