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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乌鲁木齐6月15日电题：新疆吐鲁番为何盛行“桃文化”？

——专访吐鲁番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龙

作者 马晓东

位于丝绸之路要冲的新疆吐鲁番，接受了来自东西方的物质和文化交流，自身社会面貌和居民生活习俗不同程度受此影响，桃树的栽培和利用就是很好的例证。

桃，是中国重要的水果之一，新疆吐鲁番盆地出土的文书中亦有体现。吐鲁番文书如何记载吐鲁番“桃文化”？后者如何影响吐鲁番地区？“桃与萄”的关系如何体现中西文化双向传播？围绕吐鲁番桃文化，中新社“东西问”近日专访吐鲁番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龙。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桃树在中国的栽培历史悠久，新疆吐鲁番文书中就有描述。中国新疆是否有出土桃遗存为例证？吐鲁番文书中又是如何记载的？

王龙：唐西州时期，新疆吐鲁番盆地就已种植和利用桃。对木尔吐克萨依戍堡出土的桃核进行碳14测年，年代为距今(1345±25)年，正是唐西州时期。考古发现的桃核实物遗存，更加有力地证明了桃文化在吐鲁番地区盛行的历史，如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就出土了很多瓜果遗物，主要有葡萄、核桃、梨、桃、杏、甜瓜、枣等。在吐峪沟石窟寺遗址、木尔吐克萨依戍堡的考古发掘中也见到很多桃核、杏核、枣核等。

在历史文献中有比较多的关于吐鲁番生产“桃”的记载。从魏晋至隋唐，对吐鲁番物产的记载多为“地多石碛，气候温暖、谷麦再熟，宜蚕，多五果”。关于“五果”，文献中多解释为中国中原地区最为常见的五种水果，即桃、杏、李、枣、栗。

多件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记载了“桃”的文化信息。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曾出土很多纸质文书，记载了从魏晋到盛唐时期吐鲁番盆地历史，其中就有关于“桃”的记录。文书中有的写有单字“桃”，有的则写作“蒲桃”“蒱桃”“浮桃”或“蒲陶”。如《高昌夏某寺葡萄园券》中提到“寺浮桃壹园”；《唐贞观十四年西州高昌县李石住等户手实》之二中则记有“桃二亩陆拾步”。

中新社记者：对吐鲁番文书所述之“桃”，学界常有“桃与萄”之争，您如何看待？

王龙：对于吐鲁番文书中的记载，学者们的解读确有分歧。有学者认为文书中关于桃的记载均指向葡萄；另有学者则认为，文书中的“蒲桃”“蒱桃”“浮桃”等指向“葡萄”，单独出现的“桃”或者“陶”则指向“桃树”或“桃子”。

至于具体解读，我认为还需结合出土文献的前后关系，不能单纯讨论单个字和词的指向，更不能一概而论。但从历代学者对吐鲁番文书的研究成果来看，吐鲁番在唐西州时期有桃树栽培应是事实，且当地已普遍接受了中原对“桃”赋予的特殊文化内涵。

中新社记者：“居不可无桃”是中国中原地区独具特色的文化，被先民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桃文化”是如何影响新疆吐鲁番地区的？

王龙：“居不可无桃”表达了人们对吉祥、平安、长寿的向往和追求。古人相信桃木能避邪，所以会制作一些桃木制品来趋吉避凶。常见的有桃符、桃剑、桃人、桃梗等，名称不同，用途和用法也略有差异。在汉朝时就有将桃木劈开，制成“桃符”用以驱鬼的习俗；桃梗则是用桃枝做成木橛，有的会写上祈福禳灾的话，每年正月初一插在门前以辟邪。在早期，也有作为陪葬品将桃人与葬者葬入墓中的情形。桃人是以桃木制作，割削成人形并用墨画出眉目、鼻嘴、衣衫等，在用法上既有立于门户以辟邪，也有以桃木人俑的形式陪葬在墓中。

吐鲁番著名的阿斯塔那古墓就曾出土过一件桃人木牌，插在一座小型墓葬封土的顶端，总长21厘米，厚1.1厘米。木牌正面上部用墨线画出眼眉、口鼻，使其类与人形，下部有保存完整的二行墨书文字；背面下部可见三行文字，内容为：“桃人一枚，可守张龙勒墓舍一所。东千(阡)，〔南〕陌，北陌。自与先人相使后世并冒(茂)。不得徊俊如律令。”根据墨书内容，得知该墓主人名为张龙勒，桃人的神圣使命则是守护墓主人的在另一个世界的住所(守墓)，并且此墓地原是墓主人生前与自己的先人共同相看选定，藉此希望能使家族后人得以繁茂。

阿斯塔那古墓群发现的桃人木牌，就是中原桃文化对吐鲁番地区的具体例证，从一个小小的桃核就可以看出，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可谓长期、广泛、深入和具体。

中新社记者：位于丝绸之路要冲的吐鲁番，接受了来自东西方的物质和文化交流，自身的社会面貌和居民生活习俗也不同程度受此影响。吐鲁番文书中“桃与萄”的关系如何体现中西文化双向传播？

王龙：作为一种古老的经济作物，葡萄的利用史可以追溯到距今约8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一般认为欧亚种葡萄在公元前138-119年，由张骞出使西域沿丝绸之路带回长安。在吐鲁番的洋海古墓，考古工作者曾发掘出土过一根保存完整的葡萄藤，其发现将吐鲁番的葡萄种植历史推进到距今2500年左右。当时的洋海人已经知道并掌握葡萄栽培和繁殖技术。说明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前，葡萄栽培已传入中国。这也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交流的有力例证。

另外，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还发现了一幅“庄园生活图”的墓葬壁画，清晰展现了晋唐时期吐鲁番的葡萄种植与酿酒情况。这表明，当时葡萄种植与酿酒已成为吐鲁番地区农庄生活的一部分，也进一步验证了古代高昌盛产葡萄酒的历史记载。

桃的栽培同样历史悠久，依据实物证据和历史文献，国内外学者一般认为其原产自中国，经丝绸之路传至欧亚地区。中国先民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对桃树的生长规律和物候进行了观察和记录。《礼记》中载有“(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华”；《诗经》中也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佳句。从历史文献、出土文献并结合出土的桃核实物、桃木制品来看，在晋唐时期甚至更早的时候，吐鲁番盆地的先民就通过丝绸之路的便利，引种、栽培了桃树，同时吸收的还有中原传统文化赋予在“桃”身上的引申含义。

中新社记者：吐鲁番地区桃树栽培的历史及中原地区“桃文化”在吐鲁番地区长期流行传播，是否说明了中华文明的“重瓣花朵”模式？

王龙：吐鲁番存在桃树栽培的历史事实及中原地区“桃文化”在吐鲁番长期流行传播，侧面反映出自古以来吐鲁番当地居民就具有兼容并蓄、融会贯通、汇集四方的优秀文化品质，更直接反映出中原文化长期根植西域、哺育西域、拓展西域的现实状况。

中华文明自起源阶段就是多元一体的，有深厚的土壤和丰富的根系。众多史前文化相互聚合、交融，催生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历史上，中原与西域各民族间连续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大大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

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实际上就是多元文明相互整合的过程，我们称为“重瓣花朵”模式。华夏是核心、花心；核心向周边辐射、扩散，周边向核心汇集。核心与边缘交织影响，相互交融，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山水相连、密不可分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受访者简介：

王龙，现任吐鲁番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先后参与或主持吐峪沟石窟寺考古、吐鲁番长城资源考古调查与发掘、吐鲁番伯西哈石窟考古发掘、轮台卓尔库特古城考古发掘、吐鲁番也木什墓地考古发掘、吐鲁番加依墓地考古发掘、吐鲁番西旁景教遗址考古发掘等多个项目。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疆丝绸之路沿线出土料珠的成分体系与制作工艺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疆加依墓地考古发掘报告的整理与研究”及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吐鲁番胜金店墓地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研究”。公开发表学术专著《高昌石窟壁画线描集·吐峪沟石窟》。撰写考古发掘简报、报告及相关学术论文二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