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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大顺(曾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辽宁省文化厅副厅长；先后主持牛河梁、东山嘴等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被称为“红山文化第一人”)

我今年85岁了。虽然1998年就退休，但一直到今天，很多工作、会议、采访还是来找我，人们还是关注红山文化。

我这辈子印象最深的考古现场，就是在牛河梁。泥塑的女神头像出土时，仰面朝天，好像微笑欲语。特别是嵌玉片的眼睛，眼神炯炯，一时间大家都围上去看。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五千年前祖先的形象。

瘦弱的小孩，“不拔尖”的北大学生

上初中时，我个子小小的，是班上最矮的，体育课总是不及格，连双杠都上不去。人也比较保守。人家都是留分头，我还是光头，照相就戴个帽子。上了大学，他们还说我像戴红领巾的小孩。

可能是受家里的影响，我挺喜欢读书。我是河北张家口宣化人，听我父亲讲，我祖父是当地的举人。办的柳川书院，是宣化一中的前身。我父亲也曾从事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我父亲把家里的300多册藏书和祖宅38间房都捐给了宣化一中。我自己读书，家里人不怎么管，主要还是靠学校。

我中学读张家口一中，是全专区招考，我初中考第八名，高中第六名，考试还总提前交卷。其实我平时不太用功，只是记忆力比较好，俄语单词记得快，做作业也快，做完了就在教室里拉二胡。我们班主任说我，“就是学习比较会抓重点”。那时候张家口是察哈尔省的省会，离我们家不过30公里，但交通不便，我半年才回一次家。

我成熟得晚，也没什么特殊的想法和爱好。1957年，我参加高考，那时候的趋势都是考理工专业。我一只眼睛有弱视，考生手册说眼睛弱视无立体感，报理工科专业要吃亏，就临时改成文科。我一看文科也没有多少专业，就报了历史学。当时察哈尔省撤销了，我们家搬到了河北省省会保定。我回到家，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来了。

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完大一，到了分专业的时候，有个学长推荐我选考古。我想着考古可能比读文献能多干一些实际的事，于是就报了。后来发现，也确实是在考古实习中，加强了我对专业的认识。

各种文化往中间聚，汇聚成中国的“中”

要说我此生考古工作唯一的遗憾，就是外语没学好，不能很好地将考古研究成果向外推广。我们读研究生时，才开始学英语，刚把音标学了一年，就出去考古实习了。

我们班是北京大学第一届接受系统考古训练的班级，要经历生产实习、写学年论文，再进行毕业实习、写毕业论文。我的两次实习都是在河南洛阳的王湾遗址，它的时间跨度比较大，从仰韶文化一直过渡到龙山文化，特征很明显，出土的器物也很丰富。我对这批材料印象很深，但更深入的认识是之后产生的。

1962年，我考了苏秉琦先生的研究生，深入研究新石器时代考古。当时，苏先生的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还没有正式提出，但我们已经受到了这方面教育的影响。

研究生实习时，我到了山东，整理大汶口遗址的材料。这个遗址和王湾遗址的时间接近，两者一东一西。王湾遗址中发现的“鼎豆壶”陶器组合，正是大汶口文化的主要特征，根据演化过程判断，洛阳王湾遗址曾受到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影响。

当时，中国考古界盛行“中原中心论”，认为中原仰韶文化等起源最早，对四周影响最大。1965年，苏秉琦先生发表了著名的文章《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就提出了“东方影响中原”的观点，这在当时很是创新。他认为，中国的“中”，不是一根蜡烛往四周放光芒，而是像车轴，各种文化往中间聚，汇聚才体现“中”。

我到辽宁工作之后，逐渐在实践中体悟这个想法，这影响了我一生的考古工作。

辽宁“无古可考”吗

1968年，我被分配到辽宁省博物馆工作时，是有点“盲目”的。上学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辽宁“无古可考”。除了有一处西汉村落遗址，很少知道辽宁其他的考古材料。随着业务工作的恢复，我先是接触到一批窖藏的商周青铜器，又发掘了一座西周的墓葬，进一步确认了青铜器的年代，我也感觉到辽宁考古“有了点意思”。

历史学家傅斯年以前就提过，商文化起源于东北。我们发掘的成果也指向这一点——在更早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些近似商代青铜器花纹的彩绘陶器图案，包括等级明确的墓葬、房址建筑的习俗，都比较成熟。这说明，北方地区的古文化有自己的发展过程，水平可能不低于中原，甚至和中原地区相互影响，它不只是被动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1979年，辽宁开展文物普查工作，我们发现了东山嘴遗址。这里发掘了一座左右对称、南圆北方依中轴线分布的石砌建筑遗址，还出土了一件龙形玉饰、两件孕妇小塑像——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我当时就想到了文明起源的问题。

这是中国第一个与女性崇拜有关的祭祀遗址，也是我国新石器考古对祭祀遗址进行的首次正式考古发掘。欧洲从旧石器晚期就出土过人体雕像，我们国家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几百处，但一直没有发现过。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俞伟超先生在东山嘴开现场会时说，“这是考古界等了30年的发现”。

1981年，我和孙守道先生合作写了一篇文章，叫《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把中国文明起源的时代从距今四千年提前到了五千年。这个问题在当时比较敏感，我们提出来也遇到了一些挫折，文稿没有收入会议文集。当时，文明起源的判断标准还是金属、文字、城市三要素。这三者都有，才叫文明起源。但我们认为，中国文明有自己的特点。

旅美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就曾经提出，中国文明起源所走的道路与西方不同，西方是以发展技术、贸易为主进入文明社会的，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具有天、地、神、人不同层次的宇宙观，是以通神取得政治权力进入文明社会的，就对待自然界而言，西方是“破裂性文明”，东方是“连续性文明”。

龙是中国文明起源最重要的一个象征。1971年，赤峰就发现了著名的墨绿色大玉龙，东山嘴也出土了龙形玉饰，说明他们的信仰已经很成熟了，这不是原始社会能有的，而是文明社会的产物。

之后又陆续发现了一些玉器，但一直找不到出土地，看不到确切的地层关系，就无法确定年代，只能推测是红山文化时期的文物。在找这些玉器出土地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牛河梁遗址。我们写的那篇《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也在《文物》期刊发表。

找到牛河梁，看见五千年前的祖先

1981年，我给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做文物普查培训，一个参加培训的乡文化站长跟我说，他们乡马家沟村老乡家里有个“玉笔筒”。我们借了几个自行车，骑了15公里去看，还真见到了，就放在他家柜子上，里面插着几支笔。我一看，这哪是什么笔筒，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斜口筒形玉器吗？这是红山文化的代表性玉器之一！

我一问出土地点，村民把我们领到村西部101国道南侧的一个山梁，这就是后来揭示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牛河梁。

从1983年起，我开始主持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掘。我们在这个遗址群中，先后发现了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等重要遗址。这些新发现，每一项都是极为重要的，但对我而言最为难忘的，还是泥塑的女神头像。

当时我们考古队住在老乡家里，墙上糊了很多报纸。头顶上有一张是当年《辽宁日报》登的，报道说有个歌星开演唱会，唱了一首歌，歌词是：“一把黄土塑成千万个你我，静脉是长城，动脉是黄河，五千年的文化是生生不息的脉搏，提醒你、提醒我，我们拥有个名字叫中国。”

我一看，“一把黄土”，这女神头像不就是我们黄土做的祖先吗？苏秉琦先生称她为“红山人的女祖”，也是“中华共祖”。中国没有传统的宗教，以血缘为纽带的祖先崇拜就是中国人信仰和崇拜礼仪的主要形式。而红山文化晚期的宗教信仰，就已经由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进入祖先崇拜阶段。

同时，我们还在牛河梁发现了起三层圆的祭天遗址，这座祭坛和东山嘴的圜丘都位于遗址南部，而方形建筑的庙址在遗址北部。这种北庙南坛的布局，被中国历代王朝继承下来，直到明清时期的北京城。

后来，苏秉琦先生将牛河梁的“坛庙冢”与明清时期北京的天坛、太庙、明十三陵联系起来，认为“坛庙冢”就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他不设什么标准，也不管那些概念，认为文明就在于传递。世界上其他文明都断了，而中华文明不断，这个连绵不断的根就在这儿。红山文化，就是中华文明这颗大树总根系中的“直根系”。

这么一看，东北地区不仅“有古可考”，还很有自己的特点，有时甚至走在前面。我在东北工作、生活了50多年，成家立业都在沈阳，现在还住在沈阳。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讨论仍在进行，我算是这个问题较早的提出者、参与者和见证人。

现在我很少到考古现场了，但脑子里还在思考。这个月月初，我还做了一个讲座，讲从红山到满族的辽河文明，他们生活在东北森林草原地带，以采集渔猎为生，是流动、开放的文化，依赖自然，也尊重自然。红山人是这样，他们把外来的因素吸收过来变成自己的，不排外不忌讳。满族人也是如此，入关以后，他们基本继承了明代的北京城，没有搞大的拆改。

苏秉琦先生谈起考古寻根时，把我的家乡张家口宣化比喻为“三岔口”，因为红山文化、仰韶文化以及河套古文化，在这一带接触交流。我从上学、工作到晚年，一直在探究中华民族文化根脉——也是这个几代学人苦苦求索的课题，真是一种缘分，每想到这里，内心满是幸福感。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杜佳冰根据郭大顺口述整理)